1962年冬，靳苏贤在古田县委机关操场

   移民问题的由来
  为了确保古田溪水电站建设“大跃进”成功，整个电站的建设速度和古田县城搬迁、移民的进度一再加快，上级要求原定 三年完成的移民任务一年内完成。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充分使用移民拆迁房屋的旧料，因陋就简，大量建造土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这也就使得许多移民安置点的新建房屋不但面积小、质量低，而且缺少配套设施，导致许多移民搬迁后住房条件极差，大为不满。再者，古田水库淹没了良田4万余亩，粮食减产2600多万斤，而上头却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减少古田的粮食征购任务，加上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粮食越发紧缺，引发了移民与安置点本地农民的种种矛盾。平湖公社乔洋大队为此曾发生大规模群众械斗。那几年，悲剧屡屡发生：鹤塘公社西洋大队移民张福飞为了家人活命，接连卖掉4个孩子；凤都公社凤都大队移民包赔成卖掉一个男孩，仅换来30斤大米；其他公社也都有一些移民因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在饥寒交迫中离开人世，仅凤都公社的凤都、双珠大队在1960年和1961年就死了51人，其中有3户人家绝户。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移民们不断上访，再三要求县委、县人委解决生活出路问题。1960年下半年，大桥公社横洋大队的400多移民围攻到该村检查工作的省领导，强烈要求解决困难。然而，谁都知道解决古田移民问题谈何容易！因为造成移民问题的主要根源是补偿标准太低。当年，根据华东勘测设计院的测算标准，平均移一个人包括土地、房产等补偿要1500元左右。然而，因为国家缺钱，所以补偿标准从1500元一直压缩到218元，不及原来补偿标准的15%。眼看着移民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局面越来越被动，作为县委书记的靳苏贤对此心急如焚，却又难为无米之炊。

  面见周总理，直言移民问题
  在县里根本无法解决移民问题的情况下，1960年下半年开始靳苏贤多次以县委的名义向南平地委和福建省委反映古田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地委、省委也先后派调查组到古田来调查处理移民问题，但由于所需资金太大，一直没能解决问题。随着灾情的不断加剧，1961年古田移民问题越加严峻，饿死人事件频频发生。5月份，靳苏贤责成我抽调移民委得力干部组成专门调查组，深入新城、后靠、乔西、沂洋等地进行全面调查。根据靳苏贤的指示，调查组整理了一份《关于古田移民工作的调查报告》向县委汇报。6月2日，靳苏贤要求以县委名义将这份报告上报省、地委。1962年，粮食越发紧张无比，移民问题日趋激化，每天到县移民委和县委请愿上访的移民成群结队，他们当中有孤儿寡母，甚至有年届八旬的老太婆。面对上访的移民，靳苏贤交待县移民委、县人委食堂和古田饭店想尽一切办法，免费为上访群众提供伙食。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靳苏贤和县委第二书记王义科赴京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期间，靳苏贤与王义科利用休息时间一起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古田移民问题。周总理接见了靳苏贤和王义科，并在听完汇报后作了答复：当前，全国各地都面临许多困难，等国家经济有所好转后，会逐步解决古田移民问题。
  开完会，靳苏贤回到古田。此时，古田移民问题更趋复杂化。大桥公社横洋大队的一些移民向县移民委提出，既然政府不能帮他们解决困难，他们要求迁回原地。在核实了横洋大队移民反映的情况后，靳苏贤毅然同意横洋大队的部分移民迁回原地。为此事，他多次对县委班子成员和移民委干部说：“总要给老百姓一条生路，怎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在贯彻执行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特别是落实中央“12条”、“16条”过程中，移民问题的根源逐步被揭开，群众意见很大。为了及时掌握移民问题的最新动态，4月初，靳苏贤要求县移民委再次抽调干部下乡调查。我从移民委抽调26名干部分作5个组，赶赴平湖、大桥、凤都等5个公社的12个大队遍访移民群众，了解他们有什么要求，并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 4月16日我们起草了一份《关于古田移民当前严重情况与解决意见的调查紧急报告》，送交靳苏贤审阅。经县委常委会议讨论、修改后，于4月18日以县委的名义将《关于迫切解决古田移民问题的报告》上报省、地委。
  一个多月以后，仍不见上级答复。无奈之下，靳苏贤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半开玩笑地说：“古田移民问题如此严峻，上级又不给明确答复，要是哪一天生活无着的移民愤而围攻古田溪水电站，破坏发电设备，谁也制止不了。古田移民问题不知向上反映了多少次，甚至向周总理都反映了，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看来只有到苏联大使馆去告状喽！”不料，他这些话被个别人断章取义告到省委，成了日后整他的“黑材料”。

   化名周大方，写信给张鼎丞检察长
  1962年5月15日，情急之中的靳苏贤突然记起一个人来，他就是解放后福建首任省委书记、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这位老领导最了解古田溪水电站建设经过和移民情况。经过一番慎重考虑，靳苏贤决定化名给张鼎丞写信，反映古田移民问题，他交代县委办秘书陈戈办这件事。
  5月18日，陈戈根据靳苏贤的授意，草拟了一封反映古田溪水库移民问题的信。信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披露古田移民的种种遭遇，说明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把移民问题归纳为“五多五少”，即：征购多，口粮少；平调多，补偿少；劳动多，收入少；移民多，住房少；死亡多，人口少。
  作为一名县委书记，靳苏贤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不会不知道写这封信的份量和由此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后果。然而，为了四万移民的生活出路，他置个人一切于不顾。靳苏贤自己修改了这封信后，当面交给陈戈，由他交代康大尧同志誊写多份，分别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中央有关领导。
  果然，张鼎丞收到信后，于6月18日做了批示，并交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给古田移民委“周大方”写回信，告知已将来信及反映的移民问题材料，转交水电部和福建省委，要求有关部门积极调查处理。省委随即派农工部副部长左丰美、肖文玉和闽江水电工程局党委书记庄炎林等人来古田调查。省委调查组根据信中反映的具体问题和古田县历次上报的材料中反映的情况，深入各移民安置点认真调查核实，发现移民问题确实相当严重，其直接原因就是移民补偿标准太低。省委根据调查组的意见，制定了解决古田移民问题的方案，主要有三条措施：一是古田移民再移一部分去闽北；二是适当增加移民补偿；三是按土地淹没面积适当减少古田县粮食征购任务。
  有了省委的支持，问题就好办多了。南平地委迅速作出相应安排，将5000多古田移民迁到闽北的建瓯、建阳、崇安、顺昌、沙县（今属三明市）五县安置。1962年9月，中央将1959年收回的古田库区移民补偿款节余部分的1700万元拨还给古田，全部用于补偿移民。县委、县人委根据移民原住房情况制定“六二补偿方案”，即多房多补、少房少补、无房不补。移民在原有补偿基础上，增加了2.4倍的补偿。
  至此，在靳苏贤的多方努力之下，古田移民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解决。1962年7月后，靳苏贤不再担任古田县委书记，同年10月调任南平地委农工部副部长。

“四清”风波骤起，靳苏贤蒙难
  1964年4月，县委根据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的部署，开展“四清”运动。9月份，有个别干部写信给省委，反映1962年县委在处理移民补偿问题上不讲阶级路线，存在许多问题，如移民问题有虚报、移民款被私设“小金库”等。
  10月9日，省委派省监委副书记魏荫南带领200人的“四清”工作队进驻古田，在县直机关开展“四清”运动。省委“四清”工作队一到古田，就宣布由郭亚儒代理县委书记，王义科、牛进才和我三人停职检查。“四清”工作队还通过南平地委将靳苏贤开除党籍、撤职、行政降一级，并带回古田接受审查。工作组审查之后，未发现王义科、牛进才和我有问题。不久，我们三人恢复了职务。1966年，靳苏贤被下放到建瓯县茶厂当杂工。“文革”期间，因为古田移民的事，他又多次受到冲击，有关人员也受到牵连。靳苏贤于1975年下半年起先后担任建瓯县茶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81年恢复党籍并调任省供销社茶叶公司经理，1983年任省供销社纪检组副组长，1985年离休，享受厅级待遇。2002年，靳苏贤在福州病逝。

古田溪水移民的几种类型安置房

【附】    “周大方”给党中央的一封信

请紧急处理古田溪水库移民的严重问题

    古田电站国家收入巨大
    古田电站全国全省闻名，于1959年6月蓄水发电，拦洪蓄水五亿七千立方公尺，淹没良田五万亩，成为目前福建最大的一个人工湖，全省工业动力中心，发电量26万千瓦，一年企业利润数千万元，这是党的领导成绩，也是三面红旗的胜利，许多国外华侨、国内要人来福建都到此参观。
    去年春天，朱德委员长和徐老、谢老一起莅闽视察工作，曾游此地。朱老总留诗祝贺水电站伟大建筑。国内外人士都称赞古田水电站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古田人民也感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
    四万移民“五多五少”
    为了水库提前蓄水发电，古田人民牺牲了古老的县城和可爱故乡，四万多移民工作三年任务一年完成。要求过急过快，加上没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大刮共产风，过多地平调了群众集体和私有财产，在移民中的强迫命令十分严重，在基建中瞎指挥、乱建筑、放卫星，使建房又少又坏不宜用，引起群众很大不满。但是58年的共产风，59年的反右倾，群众有话不敢说，敢怒不敢言，因此现在问题十分严重。
    征购多、口粮少。安置区的西洋大队，57年（移民前）征购17万，回销13万，净购4万斤。移民增加525人，61年仍购32万斤。非安置区的黄田大队，由于分摊水库淹没产量，任务也加大了，57年征购30万，61年54万斤，增加80%，移民群众没有“十边”地的小自由地补充口粮更是紧上加紧，横洋大队移民前的58年，每人平均口粮514斤，移民后仅有253斤，库边后靠的苍岩生产队每人只有口粮231斤。全县大约淹没土地五万余亩，产量2600万斤，没有给予合理减少征购任务，许多移民到处寻找甘薯叶、野菜充饥。
     平调多，补偿少。平湖公社移民代表算了一笔帐：移一个人土地财产要赔1500元左右，可是赔偿指标一压再压，只赔218元，不及赔偿的15%，溪垅队水库淹没房屋1645平方米，每平方米应赔50元，只赔4.23元，不到十分之一，城关居民反映：旧城房子每平方米国家只赔7.62元，新城国家每平方米造价22.52元，而且质量不好。沂洋卖房价格偏低，每平方米只4元多，现在卖房户中有92%翻案。淹没良田只赔二年产量，库边山林全无折价，移民个人厨房、猪牛栏、厕所、水井、道路等都不管。
    劳动多，收入少。水库淹没区土地好，耕作易，产量高，收入多。据调查，每个劳动日分红都在1.60元至1.80元。旧城关达2元以上。移民安置区条件差，多劳少得，每10分工值只有3角至4角，降低了2～3倍，横洋大队两年没有分红，61年每10分只分0.17元。前洋大队15户移民田野集体收入少，小自由又少，结果户户短缺。城关居民反映：过去旧城种菜、养鱼、果树年可收入50余万元，现在搬到新城后，种菜没地，养鱼没池，吃果无树，连房租收入也没有了，这项收入群众说，祖祖辈辈翻不了身，要永远贫穷下去。
    移民多，住房少。移民前，每人平均28平方米，移民后每人只有9.60平方米，新城后靠住房更紧，每人只平均7平方米，拥挤程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三代同居，空中吊床，人畜同居，生死同床，综合利用，天晴怕火，下雨怕水，一家吵闹，全房紧张，弄得移民不能休息，苍头（今苍岩）刘××儿子结婚，自己搭梯到天花板上睡。谢××一家38人，五对夫妻，二个寡妇，只有三个房间，父子婆媳诸多不便，夫妻内话有口难言。乔西四户一厨房，新城五户一锅灶，移民住户上无天花，下无地板，瓦疏板薄，风雨飘摇，一户失火全村遭灾。杭洋、梅洋两村两次火灾，使111户466人无处栖身。沂洋大队外出户30户125人，未给安置无家可归，寄人篱下。
     死亡多，人口少。凤都、双珠大队两年共死51人，占移民人口8.6%（其中绝户3户）沂洋后靠一座房子，10户死了10人。际面曾××一家5口，移民后死了3人，出卖1人，只留下一个老母亲。达才周××一家13人，死亡2人，离婚3人，出卖2人，逃走1人，现在只剩5人。凤都包××卖掉一个男孩得米30斤充饥。西洋张××为救活人命一连卖掉四个孩子。桃溪大队有23个移民妇女非法与人同居。由于生活所迫，出卖衣料、家具很普遍，唐宦大队卓××卖掉毛衣二件、棉被二床、蚊帐一床、钟表一架、衣料18件。达才移民周××，为了收殓父亲，卖光家产，无依无靠，沿街求乞。更使移民不满的是，移民讨不到老婆，由于国家赔偿少，住房挤，一般群众不愿和移民结婚，怕女儿受罪。移民反映：……害得我们没有后代了。
    来信来访不济于事
    国家赚钱，移民吃亏，移民问题如此严重，但是长期未获解决。“十二条”、“十六条”政策贯彻一年多来，移民群众曾向中央、省委去信，拍电报计有数千件次，只见件件照转，未见明示赐获。芝南移民用了30元代价雇人写了“呈状”。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手扶拐杖，行走三天，步行百里，来县请求解决问题。移民群众上访的邮电费、旅差费就花了1700多元。最近以来问题越闹越大，干部下乡被包围，纠缠不放。移民结队成群络绎不绝来县请愿闹事，少则数十人，多达几百人，提出条件要求答复。经过再三说服仍然无效，请求发放路费上北京见毛主席。看来这个问题再拖下去，情况更加严重，损失就会更大，工作陷于被动，后果难以想象。十万群众心不满，事非小可，请国务院帮助我们处理。

周大方于福建古田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