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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建设古田溪水电站的消息，传遍全县。许多青年农民一下子变成新一代产业工人，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手执铁锤、肩扛钢钎的形象，很让大家羡慕。我童年的几个朋友，也参加了电站建设。待到建设电站的全部蓝图出来后，大家才知道沿古田溪要建设多级电站，还要建大水库，还要迁城移民。
消息成为现实
1958年，是大跃进的头一年。旧县城就要搬迁了，城郊的乡村也在准备搬迁。有一天，县移民处组织城关各机关、学校、团体列队欢送南门村移民搬迁的队伍。腰鼓声、鞭炮声震天响，隆重揭开了移民的序幕。同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随处可见，更激励着水电站建设者日夜奋战。白天，红旗飘舞，个个你追我赶，不甘示弱；晚上，灯火通明，人人手忙脚快，争先恐后。剑溪两岸到处是紧张繁忙景象。
接着，四五十个小乡村移民工作全面铺开。我的老家——沂洋是库区东边最大的一个乡村,
全村在“三八二”淹没线以内的占五分之四多，村前七大田洋，即牛栏洋、后坂洋、过溪洋、楼下洋、西安洋、蒋墘洋、溪边洋都在淹没范围。沂洋溪沿岸一马平川，是千百年来两溪交汇所形成的冲积平原，更是稻麦豆、稻麦花生三收之地，是本县糯米、小麦、黄豆、花生的丰产区。此外,沿溪沙坂几百亩“白面桃”也被淹，只留下村后昆山脚下几片无雨就旱、一年一收的山田。因此，人们都把自己的心弦绊在“三八二”线上。有人竟为此向菩萨求助，希望自己的家划在淹没线上。说来好笑，连“孔夫子”、“城隍爷”都要搬迁，大小庙宇的神自己都不知去向何处，哪还顾得上凡人。
移民工作组进村
家是老家好，月是故乡圆。要说服许多人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故土，确实十分困难，必须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物质准备。工作组来到沂洋，叫各姓（七个姓）推举几个代表共商搬迁事宜。动员大会上，工作组同志说明了移民的目的意义后，让大家讨论，提意见和要求。
有人说：“要原拆原建，一姓一族住在一起。”
“天下农民是一家，还分什么一姓一族呢？这是落后思想！”不知谁顶了一句。
有的人要求后靠。工作组宣布：“三八二”以上的住户，如果没有房屋、田地，不能后靠。又说：“附近乡村有亲戚,
可以投亲靠戚。”落实后，我两房同宗的十几户除了两家亲戚有待联系，其他的通通都是移民户。父亲是移民代表，要求随子生活，不要国家负担。会后，叔父们议论：“反正国家拆，国家建，国家安置。别人怎样，我们也怎样。”“有一个能蔽风雨、防寒暑的去处就可以，何必多讲。”几个婶婶却不以为然，要找工作组去理论，要求搬到曲埕楼去。曲埕楼是我家制曲的温室，也是我家在淹没地以上的房屋。不知工作组的老黄如何说服她们。老黄是我的老同学，初出茅庐，却很有磨嘴皮的功夫。
拆旧房建新房
沂洋村淹没地“新厝境”，有11幢只用了50多年的大房子，面积相仿、格局相同，全都是一宅两院，其中以王家大院（一宅三院）最气派。为了建移民新厝，就地取材，决定这一片的房屋先拆。
大跃进的号角一阵紧似一阵，移民搬迁的命令如山倒，说搬就搬。我家房屋是最早搬迁的，很多家俱都暂寄在同宗的堂屋内（后拆），先搬的只是日常的食、宿、生产用具，如箱柜、锅碗、锄头之类。至于堂屋内公共的长几、圈椅、八仙桌、大门灯、石舂、石磨、石井栏，停放在阁楼上的造酒、制曲、织麻、纺麻等系列竹木器具，甚至连犁、耙、风车、水车、大小粪桶等家具、农具，都横七竖八地摔在地上和公路（福古路）旁。“物是小可，置是艰难”千年家训，此时谁也不提了。
我家屋子是第一天开拆，计12丈深、5丈宽，左边前面高墙周陈，共有两层楼上楼下18个房间。同屋的叔伯姆婶们，个个感到难过，可谁也不说，各自避开（当时的现场照片还留在某干部手上）。邻居曾婶婆前一天便赶往福州儿媳家，因为她听说要拆房子心里受不了，眼不见，心不伤。父亲与老房子同龄，他先抽空到新城看了一下，大发感慨：“有福之人住城市。”
沂洋村党支部、社队组织仍保留着，一方面要送走移民户，一方面要安置后靠户，任务不轻。要抓紧建造后靠移民厝，利用先拆的旧木料重新组合一幢新屋，再修补一幢百年六扇厝——荒厝。为了赶时间完成任务，把我家的大门（相思木）、正门（铁柴），原封不动地安在两处移民厝上，至今还在。
转眼已是初冬，我带领一中学生从临水洗铁沙回城时，顺便回家看看，老家已是人去楼拆，空空如也。
计有：五户迁往大桥宅里，两户迁往大桥桃坪亭、吉巷上元靠亲，一个瞎眼睛的老伯母跟女儿迁鹤塘去了，后靠的是两个五保户。
意义双关的移民灶
操办全民食堂的时候，对移民户要不要建灶之事，大家争论不休。青年人说：“吃食堂，省了砍柴工。”当家的说：“开门七件事，事事操心，不建灶，也省工夫。”五保户说：“每日三餐要拄着拐棍吃饭不方便，要汤要茶怎么办？雨天黑夜怎么办？”。年老的说：“移了民、没了灶，不吉利!”老支书听了也动心，立即给五保户汤氏建个象样的灶。年轻干部也动了脑筋，在移民集中点，建一个既能方便集体又可照顾个人的移民灶。那是一个半圆形马蹄式的灶，用废砖砌就，抹上水泥。灶台上安十几个小锅，灶周围开十几个灶门，倒也美观实用。没多久，不办食堂了，各家又在屋墙角另起炉灶。
在灾荒的日子里
清理湖底的工人来了，推倒了田头寮
，砍倒了风水林，运走了旧木料。大坝合龙的时候，湖水席地而来，汹涌着象钱塘江潮水一样蔚为壮观，不时发出震耳的轰鸣声。从此，家乡的景观自是与前不同了。
天公不作美，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奇缺。在“瓜菜代”的日子里，湖水退在“三八二”线以下，饥饿的农民只好违背库区“自留地”戒律，在不显眼的边边角角播种蕃薯、南瓜、葫芦、扁豆和小麦，以济燃眉之急。那是1960年的夏天，父亲送来了三斤面粉、一包扁豆。我喜出望外，但又感到内疚，在搬迁的繁忙中，我帮助他什么呢？他那住在吉巷甲坡的二姆，因长期吃稀饭营养不良休克而去；住在大桥桃坪亭的细婶，困于贫病而离开了大家。
第二次移民
古田地处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河谷平原，是邑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水库淹没区又是全县最中心最大的平原，如城关、沂洋、平湖等平原。剩余的土地再容纳七千多户四万多人口，无疑是新的负担。
大旱逢甘霖，党和国家重新拨专款作为移民房屋补偿费，允许按人口定额重建新房。这是1962年、1965年间的事。移民的乡亲各凭自己的应得，或扩建、或重建、或独建、或合建新厝。
有的移民户因土地偏少，允许迁到外县。因此，在吉巷甲坡的两个堂弟又向建阳平沙迁移。在大桥宅里的八叔因缺乏劳力，改迁大桥镇旧街，后来又随女儿（国家干部）往将乐去了。迄今只剩下移民的第三代，也许他们不知道家乡移民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次移民，是由于县领导如实将移民艰难生活状况向上反映的结果。在那饥馑之年,敢于站在移民的立场上说话，的确是难得的。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却换来无情的批斗。因此，移民话题一度成为谈虎色变的“禁区”。
昙花开放的年头
1967年，正是湖水下落时间最长、库周露出土地面积最广之年。移民乡亲趁着公社、库区禁令松绑之机会，争占裸露的土地，私自垦殖。本村干部此时虽已被宣布靠边站，却依然勇敢地出面协调，采取湖水落一米平分一米、落两米平分两米的办法，众人皆大欢喜，减少和避免了因争地纠纷引起的斗殴事件发生。
那年8月，学校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投入了武斗，对我们这些“黑帮”的监督也解除了。我趁此机会回沂洋，船到坂中搁浅了。下了船，沿福古公路旧路走着，顺便在路旁拔一棵花生，数一数上面挂着二十多颗花生。到了村口一望，连片的蕃薯藤随风荡漾着绿色的波澜。要是过去,谁舍得把“两收”、“三收”之地拿来种蕃薯呢？那年，新沙土上种的蕃薯喜获丰收，农民把它加工成蕃薯米,
供应附近各村及屏南边境的缺粮户。老父亲种的不多，加工后也卖了二十一元钱，好不欢喜。须知这是新湖蓄水十年来昙花开放的一年。因此，有人在议论着，如果当初把淹没线降低二三米，本村的土地就会保留着，在这等高线上大小乡村省去了迁移的麻烦。
向科学进军
沂洋移民后靠新村，后倚昆山之麓，前临翠屏湖之滨，呈现着新的自然景观，也面临着严峻的新的土地问题。早在公社化时期，农场要垦殖广堂殿蚕桑场而未成，欲经营枯水季节的库区，也不是理想的现实。留给保留户、后靠户的生产队的那几片薄田，秋收不多，冬藏不足，还要仰助于国家有限的回销粮。与我同年的堂叔，一年的工分顶不上半年的口粮。大家欲再兴家立业，各在悬念求索中。
在“向科学进军”、“发扬愚公精神”的口号声中，本大队苍岩村移民姚淑先毅然辞去了公社干部的职务，在广堂殿默默无闻地进行银耳人工瓶栽试验，不断取得可喜成果。随着农村体制的改革，大家又开始用新办法种果养鱼。散处在附近的宗亲也依样“种葫芦”，或栽菇、或种果而获益，先后摆脱了衣、食、住的困境。故以诗赞之：“开山种果行商始，植菌栽菇学技先。远近亲人逢庶境，欢呼改革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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