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58年移民方式：上下运作的支配性关系
1958年在玉田县修建了巨大的玉田水库，水面积为37.1平方公里，总库容5.7亿立方米，当时库区淹没耕地36167亩，连同玉田旧城亦全部沉入水底。移民总户数8019，共计43154人。水库建成后，又有小湾亭、背洋、低洋、富湖4级梯级电站落成，总装机容量25.6万千瓦，供应福州、南平、三明工业生活用电，成为福建省最大的水库和电站之一。
水库修建和移民安置工作正值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时期，一切公有化，耕地是集体公有的，所以在那种“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插红旗，拔白旗”及59年“反右倾”的政治形势下，一道行政命令足以使农人“无怨言”地搬迁。如何快速完成移民工作呢？省里把大跃进时代“多快好省”的口号精神落实在移民工作中，提出：“三年移民，一年完成”、“建房速度放卫星”，即用全民大办公共食堂的合并模式安置移民。
在水库建设和移民安置过程中，借助了政治与行政命令，省和地方、县府和人民基本是上下支配性的方式过程。当时农人憧憬即将来临的共产主义天堂，充满了无限的自我牺牲精神。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也吸引了不少村民放弃民间信仰和传统风水理论，在建筑和搬迁中削平祖坟和淹没庙宇并没有遇到抵制。只有经历了那种势如破竹的群众运动场面的人们才会明了当时每个家庭与个人的心态。无须解释，移民的主要担心变成了不过是怕不习惯新移民点的生计生活方式（在当时情况下，上升为首要考虑），然而一度流行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几乎感染了所有村人，互助蔚然成风。
取材于古田的人类学三部经典著作《金翼》、《银翅》、《蓝田》
是世界60多所著名大学的教科书
1959年旧城关郊区菜农38户，224人分配搬迁到黄村谷地，《金翼》之中人丁零落的张芬洲家大房子刚好闲置，一下子挤入28户共150多人，楼上楼下，各户居住面积狭窄，很是拥挤。
谢义义是那一年从玉田城关搬到黄村斜对面新村的移民，“一晃30多年了，当年是党的号召我们就服从。只是我们经营了几代的大块平整菜畦淹没了，新村只有一点点平地，山田农作习惯完全不同，困难很多呀！”
“黄村人怎么样呀？”
“黄村人非常热情，我们种菜人不会耕田，黄村干部和农人就帮助我们。黄村的黄仁田、黄方定（黄姓族人）看到移民搬来时已误了育秧节气，于是就帮助我们在清明节抢种插秧，我们很感动，一直到现在，我们两个小村的关系很好，相互婚嫁的有好几对呢！”
“老人们适应吗？”
“老人们住惯了一个地方不易适应。当时我母亲有心脏病，插秧季节农人又热又累，半夜心口疼，我知道是犯病了。黄村人一面摇电话给湖口保健医院做安排，一面连夜送我母亲到湖口，黄村人的确是好。”
2、家庭利益的追求：上下运作关系方式开始转化
“后来问题出在何处呢？”
“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大家都为公，怨言就少。”
“一旦有人开始谋私，上行下效，人们也便不服气了，利益绕到了精神和传统中国人的‘义’的前面。”
“是的，运动总是轰轰隆隆，快刀斩乱麻，但忽略了个人、家庭、地方社区的利益。于是人们遇到某种机会就会开始发牢骚，跑到政府去评理。”
张芬洲旧居第二、三代移民都长大了，那么多的姑娘和小伙子，但楼房及其周围已无发展余地。若再占用仅有的几块菜地，生计就没有了，现在黄村和新村的人口与家庭的膨胀仍然重重地压在一个没有变化的旧楼居址上，它再也背负不动了。
“生产发展的余地没有了，这是大问题。你知道他们分了平地，但没有分配山地，如今多种经营，黄村木阁各小村人纷纷上山种果树，收益很可观，但他们不能去种，这不公平。还有老问题也出来了，老一辈人死了，想修个坟，上山上别的家族地界上修坟人家不干呀。”干部黄作兴插话。
“‘迷信’又回来了？”
“被压抑的信仰又萌生，甚至连当年表示不信神鬼的人又信上了，谁也解释不清。所以，有人说，还是建阳的移民好，他们按同姓迁走，现在他们的墓地就好办多了。”
人类学终于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种古老的传统信仰如何一度消失又再度复活的背景及其过程。
我得悉玉田水库移民最棘手的后遗症是搬迁补偿费问题。1959年的移民补偿费标准很低，总共614.59万元，平均到居民住房上，每平方米仅5.45元，由于补偿费低，移民新居无论住房面积和质量都大大降低。而当时的造价是，木结构民居22元/平方米，土木结构25元/平方米，砖木结构35元/平方米。移民前人均住房面积9.45平方米，移居后仅为4.5平方米。由于玉田水库移民30年间不断提出应再行补偿的质询和合理理由，造成省府和地方政府面对现实，选择新的上下级运作方式，其证明是地方库区办公室研究订立了“五八”“六二”“六五”“七0”四大移民房屋补偿方案，回应补偿地方农人利益的呼声，然至今未能了结全部问题。
3、从家庭利益补偿后遗症到保护地方利益
以上为1958年第一次库区移民工作中忽视家庭利益的后遗症问题。属于县、镇、社区的地方利益有哪些问题呢？在新的库区移民中上下级如何运作呢？
根据国家七五计划，已开始在福建省水口建设华东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将达140万千瓦，年发电50亿度，大大有助于华东生产生活之改善。1982年起勘察的结果，玉田县境多处乡镇再度处于淹没和搬迁位置，当最终水库蓄水位65公尺高程时，将淹没湖口旧镇、荷洋新镇和水口。受淹28220亩农地和林地，120公里道路，64条水渠和山塘小水库24座（《玉田农业区划》二，第210页），需再度移民3272户，共17145人，涉及住房面积约699617平方米。由于移民家庭居住补偿问题几十年未获妥善解决，影响了这次新的水口电站移民安置工作，尤其是那些处于第二次搬迁地理位置的农人，反应强烈。地方上流行“谈迁色变”的口头语，表明了玉田和荷洋社区新的移民工作中业已存在的沉重的心理压力，这涉及地方社区人民的配合程度问题。如张芬洲旧居十数户旧城移民，仅有的室外菜地将淹没，只剩住宅，如何搞生计呢？谢义义家等是搬到山上去呢，还是派到皇口新镇内外呢？尚不得而知。旧的问题与新的问题都集中到新村男女老幼身上，他们的思想负担的确不小呢！
其次是1958年旧城选址后，县城面积减小到原来的3/5，周边丘陵地，气候不好，市政建筑也过于简陋。60年代初玉田水库落成后，朱德来此地视察，居高望新县城，将简陋的民居误认为是猪舍，曾说：“你们的猪舍真整齐。”这句话流传下来了，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批评玉田新城建设的毛病。新城河床浅，故多年以来水井相继报废，旱季常断水，遇暴雨又易淤塞，泛滥成灾。原旧城移民因而住在新城恋旧城，多因新城仓促上马，弊病丛集，居民的家庭利益又未能及时得到弥补之故。
第三是因为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均骤减，玉田库区移民又在“大跃进”中被“平调”去41800亩做防护林，直接损失粮食1亿斤，种菜种水稻的人迁到山垄边不适应，致富无手段，多年来损失大量收入。
这里的地方干部了解更多的移民工作细节，往往从全县、全镇的角度提出意见和批评。
“玉田人做出了贡献和牺牲，但电站是国家的，我们县每年要花120至150万元向电站买电，有时还买不到。所以是我们支援电站，国家受益，地方不利。‘大跃进’过去许多年了，现在又一次移民，将再次做出牺牲的地方人民应享受用电优惠，这一点国家应考虑到地方人民的利益。”县府的一位秘书对我说。
（从县的角度的质询与批评）
镇经委李宗洛性子直，也不客气地说：“县里的会议只是应付，因为县里能解决移民这么大的问题吗？我认为是省里转嫁于民，因为切块包干，固定补偿金的方式，等于把难题都推到下面。我想，切块包干方案，除非强迫命令，在80年代行不通！”
（从镇的角度的质询与批评）
“那你说症结何在，怎么办？”
“问题在解决库区人民生活出路上，上级没有按《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1984年，国务院）精神办事。移民的新居址应为他们的生计留有余地。政策上说发展农林牧副渔是对的，但实际上容纳的劳力仍有限。比如荷洋并到皇田后剩余劳力390人，能解决一半已很可观了，那一半人地方上无能为力。”
荷洋处于江边，移民任务重，这对镇领导人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十分棘手，因为他们的位置处于省府和人民之间。
小陆让我读省里下发的《安置库区移民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1986年10月13日），经委兼库区办的李宗洛早就读过了。他所说的省里“转嫁于民”的意见在于征求意见稿的一些条文明显责任下推，县、镇一级不可能承负。这和镇领导人丁子明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老丁指着条文中关于“安置区选址和安置方式，生产门路和库区综合开发建设计划等工作，由库区所属县（市）人民政府负责”的条文质问：“县镇怎么能负责得了！”
丁先生认真阅读了《征求意见稿》，他考虑必须吸取上次玉田水库移民后遗症的教训。群众反映上来的意见细节，有些是省级方案中忽略的。
4、质询与批评性的下对上运作方式
现在，这个新建设项目已将国家、省、地、县、镇直至移民（城镇居民、农人）一级一级、一层一层串联起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就摆在眼前。丁子明必须为民争利了。既然是征求意见稿，老丁也就认真用铅笔在油印稿空白处写上了一些重要意见。他告诉我，他如果不反映这些意见，荷洋人就会怪罪我们不关心他们。
阅读老丁的意见批文，深感当代中国社区发展过程中靠简单命令推进事业已困难重重，即使这样做了，也留下无穷后患。如玉田人悬而未决的移民补偿事那样，现在已开始了一个从婉转行事的上下级沟通方式兼以质询与批评方式的转变，尤其是那些利益攸关的大事件。丁子明是这样直率地提意见的，几乎全部涉及被忽略的地方利益，条文上所说和老丁批注如下：
“第3条：……被征用土地，凡有粮食订购任务的，应以核减。”
丁批：吃饭怎么办？
“第7条：……立足自力更生,开发创业,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
丁批：农民失去土地,自力更生谈何容易,国家应重点帮助。
“第9条：1、农业人口安置：立足农村，实事求是地改变生产结构，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在关注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
丁批：应根据不同情况而定，我镇3个村基本失去土地，立足农村根本无出路，国家应考虑劳力出路，县和镇无能为力。
“第12条：移民拆迁安置工作必须与电站建设同步进行，按‘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
丁批：“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很好，但实际不可能，国家应出资临时搭盖。
“第15条：1、水库征用土地淹没线以下的耕地和安置点占用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原则参考水口电站移民规划报告的计算方法。”（指1983年标准）
丁批：1983年标准太低了。应利用做淹没区人民建电站投资，收益分成，让利于民。这样，既解决个人投资难题，又使淹没区人民有利可图。
丁子明写了这样一句话附在《征求意见稿》结尾：玉田人民在水库建设中损失很大，记忆犹新。人民对国家贡献理所当然，国家也不应牺牲人民的利益。
比荷洋镇大一级的玉田县对地方利益亦未掉以轻心。县库区办主任黄优山几乎同在10月提出了县移民工作的困难，等待上级回复。
他发了个简报，题目是：“国家和省补偿经费不足”。并说明，一是土地补偿费过低，二是应考虑到当前物价和劳力工资大幅度提高的现实。现在县镇都将移民出路难的文章印成简报，表明县镇的地方利益的一致性，这些简报不断地寄到上级。
在此后8个月内，地方的意见仍未受到重视，镇领导人很着急，因为库区淹没期早已规定，然而镇领导人运用组织渠道对上级该讲的都讲了，怎么办？
5、扩充上下沟通的渠道
不料，1987年的一天，《明河日报》读者来信版公布了这样一则特别报道：《电站库区两镇补偿不足难于搬迁》的稿件：
据荷洋镇党委和政府领导反映，电站移民工作矛盾突出，影响荷洋、皇口搬迁，吁请上级重视。
1、原测算上述两镇补偿费1.1亿元，实际只收到60%，且建材、劳工、木材、建筑费大幅提高，群众说：“补偿6千多万元只够在福州盖两座大厦，怎么够两镇移民搬迁建房？”
2、荷洋镇中小学居高地，库水淹不到，因而不计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镇民搬迁后，这些单位存在已无意义，非迁不可，而县镇无法自筹资金，请上级补偿。
3、荷洋淹没后，人均地不足3分，山林地尚有近7万亩被淹，势必影响库区开发性生产。剩余大批劳力，上级政府应有相应优惠政策，支持群众发展生产。
4、离1989年11月前搬迁日只有两年多时间，但荷洋砍伐木材的补偿费用不落实，不能进行砍伐，公路改线投资也未落实，影响搬迁。部分二次移民（1958年的部分移民此次将再度迁移）说：“过去移民遗留问题至今28年尚未彻底解决，现在再次搬迁不能再不解决问题了。不要等到水库涨水，看你搬不搬。”
本报通讯员陆井民
本报记者赵冠章
其实，小陆本身就是镇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但他以另外的名义署名，当然是上下级关系艺术的一种表现。然而这篇小文行文扼要，情况属实，软中透硬。一般来讲，这类报道会转至省库区办、省府和与电站计划有关的国务院部门。小陆巧妙的更换上下信息传递的形式与渠道，意在提请各界注意，刺激上级重新审议荷洋地方社区的意见，并赢得地方民众的信任、支持与理解。
小陆心想，万一这类意见各沿江库区都大同小异，不是只有见诸报章才会引起特别重视吗！
小陆非常高兴，给我看已发表的文章，我问他：“这是你的主意？”
“是的，我找到我认识的记者，他是玉田县的才子，让他帮助发稿。当然，内容是镇领导班子讨论过的。我想，这么大的国家和省，上级领导不一定能完全了解下情，所以我们实事求是地反映，希望省府顾及库区人民的利益、库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解决困难，防止58年的移民问题重演，并造福于玉田人。”
可见，上述移民问题的上下沟通方式不同于前述渔政工作会议。因为库区移民属地方利益之大事，其中不少事宜有时限，具有迫切性，又事关人民生计，利益攸关。在这类问题的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干部处于国家基层社会结构的网点上，他们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形势、组织形式特征，视地方利益之大小，选择不相同的社会沟通过程。我们可以见到的渔政会议地方运作方式，明显带有传统中国文化的烙印，其中包含有权威主义，“礼”和人伦关系原则，这是一种官场事务中常见上下级之间婉转的、依存的整合形式（下对上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二种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地方对基层社区）的单向的支配的整合形式，如58、59年玉田水库移民安置过程所表现的。第三种是在近1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渐渐显露的下级对上级（基层社区对县镇、县镇对省、地区等）的质询与批评的整合运作形式，多见于保护地方与社区利益和为民争利，如丁子明意见批语以及小陆报章投诉，变换了下上沟通渠道的方式。
（本文摘自《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原著中的一些地名、人名系化名，如“荷洋”即莪洋。）
作者简介：
庄孔韶，1946年12月生于北京。
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博士。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后研究，访问教授和访问学者（1990—1994）。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研究员（1997—1998）。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学会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遗传学会国际伦理道德委员会委员，美国摄影师学会终身会员。
著有《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1983）、《教育人类学》（1989），影视人类学片《端午节》（编导和制片人，英文版录像带，美国，1992年玛格瑞特·米德电影节入围片）、《水漫三峡》（1997）、《怀想——北京“新疆街”的时空变迁》（1999）。另有现代诗集《情人节》（1993）、《北美花间》（1994）的个人摄影展《美国与中国》（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