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像

　　简介：

　　圆瑛(1878-1953)，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古田平湖人。中国现代佛教界领袖，民国时期连任七届中国佛教会主席，1953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禅学造诣精深;更是一位爱国贤达，抗战期间，积极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并身体力行，曾被日寇逮捕，大义凛然，尽显民族气节。

　　圆瑛大师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高僧、佛门领袖，民国时期曾蝉联八届全国佛教会会长，也是新中国首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圆瑛大师俗名亨春，出生于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吴氏一贫苦农家。圆瑛大师5岁时父母双亡，由他的叔父抚养成人。大师从小聪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在乡里被称为神童，虚龄17就考中秀才。

　　圆瑛大师求学之时，正值清朝末世，外患内忧，民族危难。他深感八股文章再也挽救不了衰微国运，便毅然放弃举业，在寻求报国的道路上选择佛门，希望实现他“丈夫自有冲天志，男子当存救世心”的宏愿。

　　圆瑛大师的弟子、新中国佛届领袖的继承人赵朴初先生曾说过，圆瑛大师一生最为可贵之处，就是他的爱国精神。诚然，圆瑛大师一生精研佛学，著述等身，功德兼备，曾先后十主全国名利、出访十国讲经弘法，创办学校、医院、孤儿院、救灾等等慈善事业业绩辉煌，其间处处事事无不闪烁着爱教爱国的光辉。

　　圆瑛大师爱国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一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直接投身抗日运动。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满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圆瑛大师就愤慨不已，成为促进他走事佛救国道路的一个社会政治因素。

　　1923年，圆瑛大师对处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人民关怀备至，曾两度赴台宣传探访骨肉同胞，与台湾佛教届建立联系，在台湾举行佛事，祈福消灾，表达了他支持台湾同胞争取自由的骨肉情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圆瑛大师义愤填膺，代表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界，揭露日军侵略暴行，要求共同制止侵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难当头，圆瑛大师立即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佛教会在江浙沪各地组织僧侣救护队，年过六旬的圆瑛大师亲任全国救护团团长，和青年僧侣一道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救护抗日伤员。同时，圆瑛大师又一手组织开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八·一三”沪战爆发，仅上海僧侣队再炮火纷飞中就救出抗日伤员和难民万余人，被上海各报纸誉为“英勇僧侣”，被外国报纸称为“战神之敌”。

　　由于办医院和收容所经费缺乏，圆瑛大师曾二度赴南洋筹款，在南洋开展“一元钱救国运动”。

　　圆瑛大师的一系列英勇抗日行为激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者。1939年9月1日，圆瑛大师和他的徒弟明旸法师在上海被日军宪兵抓捕，彻夜严刑审讯，随后送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关押。日本宪兵利用威胁利诱及刑讯手段迫使圆瑛大师“认罪”，宪兵用手枪捅着圆瑛大师的前胸以死威迫，圆瑛大师义正辞严：“我是中国国民，为国家做了一些事，怎么会有罪!佛家有言，既怕死，何必生;既有生，难免死!”圆瑛大师在南京狱中被折磨达一月之久，但他面对凶顽，泰然处之，在狱中和徒弟明旸法师照样做佛事，连打三个净七，以示抗暴。同时，还以绝食来与日军宪兵做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

　　鉴于圆瑛大师在全世界佛教界的德望，日本宪兵队只好把他释放。但宪兵队贼心不死，又通过日本僧界的一些人和中国伪政府，请圆瑛出任“日中佛协会长”和伪“中国佛教会会长”，圆瑛大师洞悉敌人阴谋，均一一推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圆瑛大师大喜过望，即赋《庆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一诗志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圆瑛大师已年过古稀。经历了从满清到民国数十年社会巨大变革之后，圆瑛大师看清了国家的命运和救世救国的曙光，在他的晚年，充分体现了他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热爱。

　　1949年1月，许多人劝他到国外去安度晚年，但他发出了“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的铿锵誓言，以满腔热情迎接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就和赵朴初等人积极组建新中国佛教协会，他被选为会长。

　　在他晚年的短暂余光里，圆瑛大师竭尽心力为新中国的和平事业奔走呼号，积极参与各种和平会议。他在北京出席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提出了“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的号召，倡议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行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而努力。就在1953圆瑛大师病危即将圆寂之际，他还发表《全世界佛教徒行动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章，为和平事业鞠躬尽瘁。

　　圆瑛大师的爱国精神，贯穿着他的一生，赢得了社会对他的敬重。他被誉为“中国佛界楷模”、“爱国大德高僧”、尊称为“爱国老人”，当之无愧。（江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