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县人大主任江宋堂

    编者按：圆瑛大师1878年5月12日出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古田极乐寺是大师重建并住持中兴的众多寺院之一，因是大师家乡的道场，大师对此尤为厚爱，倾注了大量心血。大师任极乐寺住持直至圆寂，前后共20年，圆瑛大师留在古田极乐寺的一首七绝、一幅对联、一尊佛像、一件法罄，见证了大师与极乐寺的甚深渊源。2011年11月23日－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建古田县召开，古田县人大江宋堂在研讨会上了发表了题为《浅谈圆瑛文化》的论文。作者以圆瑛大师一生将宗教与政治、佛教与儒教融汇、洗炼、升华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即圆瑛文化为依据，着重论述圆瑛文化的内涵、核心、特点和实质。论文节选内容如下：

      圆瑛法师，从一介儒生，到九主佛门，弟子遍天下。他把人生轨迹和中国佛教事业巧妙链接演译成不朽的华章。

     他身处乱世，历经坎坷，却始终践行报国济世宏愿，把苦难与奋斗融合，锤炼成壮丽人生。

     他把个人融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乱世中另辟蹊径，实现自己爱民报国的理想抱负，谱写了一曲成就人生的凯歌。

     他以勇猛精进的一生，铸造了中国佛教的座座丰碑，抵达佛门巅峰，书写了一段佛界的传奇故事。

     一、圆瑛文化的深刻内涵

     圆瑛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1、精深的佛学造诣。圆瑛法师自述：“十九岁出家，始修禅学八载，后研究教理及天台宗。三十一岁开座讲经，并学贤首。到三十六岁，阅永明、莲池大师著述，始信净土宗为无上法门。由是禅净双修，至六十岁，乃专修净土，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净土。”可见，圆瑛法师佛学造诣精深。他对佛教很多宗派的经典都曾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因此，他的佛学思想能够融汇各宗，取诸家之长，不拘于本宗本派己见。

     2、深厚的儒学功底。圆瑛法师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17岁便喜中秀才，并名列前茅。深厚的儒学功底是他一生功业的重要基础。他的诗联书法、演讲艺术、哲学思维无不与他的儒学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秀才学历，投身佛门，在当时佛教界就是佼佼者，堪称饱学之士，因此他凭着满腹经纶和虔诚信仰很快就得到一批高僧的赏识与栽培。接着，他凭借深厚的儒学功底精心钻研佛学，得心应手、心领神会，在佛学理论造诣上突飞猛进、独树一帜。

     3、深刻的哲学思想。圆瑛法师的许多演讲，大量的诗联、经典著作，以及处理僧寺事务、外交活动等方方面面都体现他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人情怀。圆瑛大师身居丛林，以冷静的目光观察世界，思考社会的变革，辩证地分析问题、看待事物。他使中国佛教不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在维护佛教神圣的同时，着力处理佛教与儒、道两教，佛教与国家、政治、社会、人生的许多磨擦、矛盾，在寻求主流一致、化解矛盾中达到对立统一。正是这种深厚的哲学功底和辩证思维方式，使得他在藏龙卧虎的丛林名刹和高僧如云的中国佛教界能运作自如，成效卓著，倍受尊崇。

     4、飘逸的诗情禅意。圆瑛对律诗、对联、书法有很深的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他常常以诗释禅，以联结缘，以书修心，以翰墨因缘普利众生。

     圆瑛法师一生创作大量诗篇，视野宽阔，题材广泛，意境深远。“诗言志”这是圆瑛律诗的重要特征。他从二十岁开始，每逢度十，口占一首，记述他的心路历程。或慷慨激昂，或自励自勉，或大彻大悟。用词谴字十分精当，抒情喻理耐人寻味。二十初度吟道：“新月初圆留净影，毒龙未制且安禅”。三十口占曰：“满眶热泪成沧海，一片雄心付白云”。四十口占曰：“浮生如梦谁非寄，慧镜蒙尘我自磨”。五十口占曰：“参禅只为离生死，说法何曾有苦辛”。六十口占曰：“本来面目何时悟，幻化身心即是禅”。七十口占曰：“万法皆空忘物我，寸丝不挂泯机梭”。

     圆瑛法师的书法有很高的造诣，他秉承精典技法，极具传统特色。圆瑛书法特点是骨重神清、洒脱淡雅、平实自然、具有质朴之美、平和之意、谦恭之韵。在浙江、上海、江苏、福建的许多名山名刹中都有圆瑛法师的题字碑刻，圆瑛还经常应友人信众之嘱，书写对联、中堂相赠。人们往往从他的格言内容、书法艺术中深得启迪教育，受益终身。圆瑛书法艺术也是圆瑛文化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学习与弘扬。

     5、高超的讲演艺术。圆瑛一生大小演讲几百场，有文字记载流传的讲演稿就有近百篇。据圆瑛年谱记载，他的演讲有很大的感召力、吸引力、震撼力，往往是座无虚席，连续增场，讲完人不散，听了还想听，人们称圆瑛法师能口吐莲花，令顽石点头，受众常常是获得一二名言警句而终身受益。他的演讲有几个特点：

     一是简短。一般演讲稿都在2000字左右，言简意赅，非常精练，而且通常以文白相间形式加以提炼表述。一些事例、道理的叙述都采用对仗、排比、成语等精炼的语言，凝聚听众的精力和注意力，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是引经据典。圆瑛学识丰富，诸说兼通，经常引儒说佛，借儒喻佛，深得僧俗两界普遍欢迎。

     三是深入浅出。佛门深似海，佛学更是博大精深。许多佛学道理非常深奥难解，圆瑛法师善于用通俗的比喻阐述深奥的道理。圆瑛讲解“大乘”“无我观”时说：“人生不过百年，瞬息磨灭。世界之人，能把‘我’字看轻，自然能为国家服务；能把‘我’字打破，自然能致社会国家于和平。人人无我，则世界清净。”

     四是现身说法。圆瑛常常以身示范，怎么做就怎么说，说到做到，这是圆瑛大师演讲感人的真谛。他在办慈儿院时说：“圆瑛创办慈儿院，亦是学佛大乘无我之行。大乘之道，志在利他。先须打破我执，放弃自己讲经工作，而为利孤工作。”圆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创办多所慈儿院，培育许多孤儿成才。他身体力行，现身说法，言行一致，使得他的演讲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五是针对性强。圆瑛大师能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心态和当时当地的背景，有的放矢，采取不同的方式吸引听众。他对僧侣、信众、华侨、军人、政要、学生等不同身份的对象都有典型的演讲，十分贴切，深入人心，甚至让人终身难忘。如他对军人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在军界必须学佛教之大无我之精神，不存身家之我见，自然心无挂碍。无挂碍则无恐怖，无恐怖则胆气自壮，可以建功立业、护国佑民。”

     二、圆瑛文化的核心是爱国、慈悲、坚忍、豁达

     圆瑛一生爱国、慈悲、坚忍、豁达。这是圆瑛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圆瑛的崇高精神。圆瑛精神体现在圆瑛文化的方方面面。

     1、爱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曾说：“圆瑛老法师一生功行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却是他的爱国精神。”圆瑛青少年时期就秉持正义，关心国家命运前途。时值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外强辱国。他曾参与古田县衙门请愿抗议，反对割让台湾。在忧国忧民的郁闷压力下，为救世，而愤然出家。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出家，而是既出家又入世，既愤世又济世，在佛门施展报国之能，居丛林长怀济世之心。抗日战争期间，他号召团结全国佛教徒和信众不畏强暴，坚持抗日。他组织僧侣救护队，成立佛教医院，举办道场宣传抗日救国，并亲赴南洋演讲筹款，支援中国抗日。日本人在恼恨之下，把他逮捕关押在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大牢一个月时间，也奈何不了他，慑于当时国内外的强大舆论和圆瑛的崇高威望，又不得不放了他。

     2、慈悲。慈者，与人以乐。悲者，拔人之苦。大师一生慈悲为怀，普度众生。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他得中秀才后，首选佛门报国，以出家为济世之道，以他的聪明智慧，从事佛学理论研究，并身体力行，影响众多弟子、信士。他一生克服重重困难，筹集钱物，赈济灾民，创办诸多孤儿院。特别是在创办泉州慈儿院期间，受到曾任民国福建省长萨镇冰的赞许，亲授“婆心法乳”牌匾。他提出以寺产办教育的理念，还致力于创办佛学院、国民教育，受到当时佛界的充分肯定。他一身无物无我，1952年，他在上海圆明讲堂启建祝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水陆道场，连续49天讲经弘法，收益6亿元（旧币）除正常开支外，把剩余的全部资金捐给全国各寺院。

     3、坚忍。圆瑛意志坚如磐石，勇猛精进，忍常人所不能忍。这是他成就一生伟大事业的内在动力。在晚清腐败、社会动荡、列强辱国的年代，他以一介书生，忧国忧民，导致他少年得志而愤世出家，此后，一生秉持爱国爱民初衷，历尽艰辛，始终不渝。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战火纷纷、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佛界与其它各界一样，困局重重。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执掌中国佛门几十年，调和政教之间，融和僧俗两界，整肃佛门规矩，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抗日时期，他在日本宪兵大牢忍受严刑拷打，仍然端坐念佛，丝毫不动，绝食抗争，令凶残的日本宪兵望而生畏，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也体现了佛门弟子铮铮铁骨和报国忠心。

     4、豁达。圆瑛善于以哲学眼界和辩证思维洞悉世间人性，阐述佛教理念。同时以儒学视角研究佛家诸说；以佛学教义诠释儒学观念；以儒释教义观察世间百态。使僧俗之间，儒释两教，通和融合。圆瑛也成为超凡脱俗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一代宗师，倍受敬仰。他一生弘法讲经几百场，凡经他教化的社会各方面人士无不为他的豁达魅力所感动。他虽然长期身居高位，但始终礼贤下士，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事；住持每一个寺院、担任每一个岗位都谦恭敬业，把名誉地位让给他人。

     三、圆瑛文化的特点是诸说兼通，博采众长

圆瑛法师说：“各科学说，儒学、哲学、佛学、道学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要领看的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意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采取体会。既有不合潮流者，亦必须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他又说：“佛学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性，孔氏则‘穷理尽性’”。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佛教与儒教在理论上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例如佛教主张无我，儒家强调毋固毋我。佛教称地水火风四大成我身，与儒家说金木水火土五行同为一回事。又讲佛教慈悲为怀与儒家的博施广济之并列，把佛教五戒与儒教五常加以对照，融合佛儒两道。他在一首诗中曾吟道：“喜舍慈悲原是佛，廉明忠恕合称儒。”“两教经天如日月，觉民辅世岂悬殊。”

     四、圆瑛文化的实质是济世、治心、和谐

     圆瑛反对把佛教看成是“消极”、“迷信”、“厌世”。他认为佛教是积极救世的，只因在当今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情况下，“人们不懂佛书，佛教宣传不够，贤举之士不出，乃使佛法不显而不得昌。”他主张入世救世，以大乘佛教义理的实践，匡正人心，积极事佛。他认为，时局动荡，连年战争，乃是“我”字作怪，倘若人人能以“无我”之心，报国济世，则家家和睦，社会和谐。在世界上，倘若国与国之间，能有“无我”之心，则互相平等，和谐相处，无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现象，能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人类获得幸福。他一生积极实践大乘教义理，为佛教徒树立了楷模，使佛教在国家社会中有了更好的形象和更积极的影响。

     圆瑛圆寂之后，赵朴初、明旸等秉承圆瑛思想文化理念，推动当代中国的佛教事业发展，并把它发扬光大，使广大佛教徒在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