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11月22日到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州省古田县隆重举行。宁德市佛教协会会长贤志法师在会上发表题为《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的论文，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圆瑛法师的念佛思想。论文摘要如下：
圆瑛法师宗说兼通，禅净双修，精研《楞严》。他热爱祖国、热爱佛教。一生讲经、建寺、兴办各种福利事业，奖掖引导后学，不遗余力。民国期间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主席和理事长，解放后又被选为新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他毕生爱国爱教爱人民爱和平，对佛教有着重要的贡献与影响。
一、为法为人为证菩提
圆瑛法师系福建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人，俗姓吴，20岁依鼓山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29岁时，在宁波七塔寺承慈运老法师法印，为临济宗第四十世传人。
（一）住持正法，弘化南北
法师先后担任了七塔寺、天童寺、福州雪峰崇圣寺、涌泉寺、法海寺、林阳寺及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的住持，是国内外知名的佛教领袖，弟子无数。
（二）讲经弘法，甘露发雨
圆瑛法宗说兼通，行解相应。他辩才无碍，讲经深入浅出，使听众心领神会，获得法喜，因此所到之处，法筵之盛，恒座无虚席，遍及海内外。先后创办和住持可“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槟城佛学研究会”、“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它对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弘法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统一组织，振兴佛教
圆瑛大师是我国现代佛教组织的积极倡导者和卓越领导人。他意识到，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佛教内部非常混乱松散，如果没有相应的组织来团结和管理，必然会受到社会的不平待遇和打击，不能正确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实施自己的义务。圆瑛法师献身于佛教界的团结工作，任劳任怨，负责全国的实际的护教和教务工作，得到了全国佛教徒的崇敬和爱戴，同时也获得了国际佛教界的尊敬。
二、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
（一）禅净兼修，一吼三求
圆瑛法师青年时期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涌泉寺是曹洞宗的传承，但他后来却继承临济正宗三十九世慈运老和尚的法脉，为临济宗四十法嗣。到1928年，又得福州大雪峰崇圣寺达本老和尚传法授记，为曹洞宗四十六世法嗣。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圆瑛法师1913年阅永明延寿、莲池蕅益大师著作归心净土，自号“三求堂主人”，即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并嘱咐弟子们“以三求为正确修持方针”，为真正学佛宗旨。1953年农历八月十二日临终时，也在自己净念相续和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
（二）精研楞严，修禅悟道
圆瑛大师于一生精研楞严，至七十四岁《首楞严经讲义》告峻，四十余年精研不辍。他讲说《楞严经》被天台尊宿谛闲法师称为“海内独步”被尊为“楞严座主”。圆瑛法师佛学思想的核心是发挥“自性楞严”，而其一生则是实践“自性楞严”之典范。他不迷本觉，直控空间觉，以禅净双修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爱国爱教，宠法利生，慈悲方便，自觉觉他。
（三）拔苦与乐，解行并重
禅宗修行不单是参禅打坐，深究佛典，而是寓禅修于日常生活之中。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是圆瑛寓禅修于利生事业之中，解行相应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充分发扬禅宗济世利异军突起大乘佛教精神，赢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缘因所在。
（四）一道一释一儒流：三教圆瑛融论
在会通世学方面，法师更注重于佛会通。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圆瑛法师认为佛、儒、道“体用该摄，其揆一也”。他致力于阐释佛与儒道的会能，旨在以世法作为弘传佛法之契机与权舆。圆瑛法师身当清末民初之际，以佛学为体，涵摄儒道二家，揆一三教，彰体达用，圆融会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三、爱国爱教爱护和平
圆瑛法师是爱国主义的楷模，爱国爱教的高僧，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闪衰，教徒有责。”
（一）号召抗日筹款救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法师当即代表中国佛教会通告全国佛教徒组建护国法会，并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并写下了忧国忧民的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表达了他虽皈依佛门，然仍未忘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情怀。
随后，圆瑛法师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组建护国道场，并以全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通告各地佛教会组织建护国道场，并致电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强占我国土之侵略行为。在圆瑛法理由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寺庙都启建了护国道场，一时间各寺庙香烟缭绕，听者云集。
圆瑛法师从佛教的角度阐释保家护国的道理，起到了号召民众起来抗敌的重要作用。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时，圆瑛法师又在上海发起启建丙子搞国息灾法会，并请在苏州闭关的印光法师至上海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暴卫国，为抗日将士捐款。
1937年10月以后，圆瑛法师几度携带其随侍弟子明旸法师出国，分赴各国各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至1939年止，总计募得10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
（二）组织佛教会灾区救护团
“卢沟桥事变”后，圆瑛开示弟子，不可任人迫害，写信痛斥日本暴行。主待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亲任团长，相继成立多支僧侣救护队。他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作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1937年冬，上海沦陷。圆瑛法师组织僧侣掩埋队，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运送掩埋尸体。圆瑛法师先后在上海、广州、南岳、昆明、成都、西安组织僧侣救护队或佛教救护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员。仅淞护抗战中，圆瑛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就救护伤兵及难民8273人，被中外报刊称为“英雄僧侣”、“战神之敌”。
（三）支持正义，威武不屈、
法师对佛法有坚定不移的正信，在关涉生命与尊严面前，义正辞严，舍生忘死。1939年法师断然拒绝日本人藤井草宣前“邀请”其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的请求。
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时，圆瑛法师和弟子明旸遭日本宪兵逮捕。法师受到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法师只是一心念佛，从容镇定，理直气壮，义正言辞。宪兵无奈，只好将二人放出。脱离虎口的圆瑛法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曾致书北京中国佛教学院，郑重叮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圆瑛法师是现代中国佛教界的精英，出世常怀家国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秋，他不因自己无守土之责而超然物外，挺身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的大心懿行和无私无畏的事迹，将永载在中国现代史册上。
四、分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事业
圆瑛的心中没有一分一秒把国家、社会之事置于脑后。他再讲经说法的同时总是不忘对听众发出关心社会、关爱弱者的倡议。
法师的所作所为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救世救人。他并非以自己对佛法的领悟理解而囿于独善其身，而是以自己的些微点滴救助世间的百姓，兼善天下，使他们解脱苦难，感受佛光的普照，从而激发起对佛德信仰，使佛陀住持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