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山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孟之后最为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朱熹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想家、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之大，前推孔子，后为朱子。自汉以来，被封建王朝列入先儒先贤十哲者，唯独朱熹一人。因为朱熹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福建，其理学思想体系也主要形成于福建，所以他对福建文化教育影响最大。朱熹在古田培养了众多的理学门徒，为古田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也可以说朱熹对古田历史上的文化教育影响最大。
古田之所以成为紫阳过化之乡，第一个原因是朱熹曾来过古田讲学，促使古田教化弘开，人文蔚起。
古田与朱熹有缘，可追溯到朱熹的父辈。朱熹的父亲朱松，青年时曾经避地古田，与古田儒士林芸斋结为至交。有关这一史实，在《朱熹集》（《朱熹集》含续集、别集、遗集、外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中有一篇为林芸斋先生的遗文写的《跋》中说得很清楚。《跋》中写道：“先君子志尚高洁，不妄与人交。盖尝避地福之古田，得芸斋先生林公而与之游，爱其学识行谊有以过人，而惜其且将湮没于世。及仕于朝，为之延誉甚力，然竟不及试用，识者恨之。”（《朱熹别集卷七》）可见，朱松对这位古田朋友是很器重的，与之分别后还在朱熹面前经常提到他。因此，朱熹对这位从未谋面的林芸斋先生，自幼就有较深的印象。凑巧的是，林芸斋先生的儿子林师鲁，后来正好又成为朱熹的得意门人。朱熹后来在给林师鲁的信中提到：“某自幼年侍之先君子侧，则闻先芸斋公之名”。“虽先君子之挚友，如芸斋公者，亦无由一望其颜色而受教诲焉。孤陋块处，徒有向往之诚而无以自致也。”（《朱熹别集卷七》）然而朱熹并没有放弃来古田访问父挚的机会。能促成朱熹第一次造访古田者，恰恰又是一位古田的宿儒蒋康国。
蒋康国，字彦礼，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八闽通志·人物》载，“蒋康国尝从朱文公讲论文公《楚辞集解》，凡楚集皆质之康国，学者称鼎山先生。”
蒋康国与朱熹相识，原因是朱熹在尤溪县讲学时，蒋康国恰在尤溪任县尉，所以有缘经常在一起探讨《楚辞集解》中的疑难。蒋康国年龄与朱松相仿，所以朱熹尊称他为“蒋丈”。朱熹正是通过蒋康国了解到林芸斋先生情况的。朱熹说，“鼎山蒋丈来尉兹邑，因得从容请问，以访先君子之旧游，然后知芸斋公之没亦既久矣。”（《朱熹别集卷七》）遗憾的是，朱熹这次到古田“访先君子之旧游”，再也见不到这位林芸斋先生了。
从上述文字记载看，朱熹这次“访先君子之旧游”来古田，时间大约在乾道初年。但具体时间和到过什么地方都未见文字记载。这次朱熹来古田，主要是来了却一番心愿罢了。
朱熹第二次来古田，是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据古田杉洋《余氏总谱志》载：“子二度于尊师李讳侗祖籍地（注：据考证，李侗祖籍地在杉洋）游学讲论……”杉洋《李氏总谱》也记载：朱子“二至杉洋蓝田书院讲学……”是时，朱熹的高足林用中早已辞去尤溪“学政”一职，回古田办学。朱熹对林用中办学一事很高兴也很关心。朱熹曾在与择之书中说：“闻学中已成次第，甚善”；“闻县庠始教，闾里乡风之盛，足以为慰。”（《朱熹别集卷六》）这次，朱熹就是应林用中和余偶、余范等门人的邀请来古田的。其目的，一方面是来视察一下林用中和余偶、余范等人在古田的办学情况，一方面再来游览一下他的父亲曾经避地古田的山川秀色。朱熹在溪山书院呆了一段时间后，便在门人的陪同下，前往杉洋。古田杉洋在当时是人文发达经济繁荣的地方，那里有全省最早的书院之一蓝田书院。杉洋风景幽美。又是余偶、余范的家乡，也是他们的讲学之地，所以朱熹便应邀欣然前往。据说朱熹这次来杉洋，曾游览了杉洋的名胜“三井龙潭”，赞叹三井龙潭“胜似庐山瀑布”。宋人余宋兴于淳熙十一年所撰的《龙井记》提到：“平沙林择之来视，矍然曰：‘庐山之卧龙、西涧、谷帘、漱玉，无如是也。’”据说朱熹还到离杉洋数十里开外的廖厝原始森林留连，并在石壁上题诗而返。此后该处便被名曰“题诗林”。
朱熹这次来古田，游览了许多地方，使古田又一次濡沐圣贤之文光。对朱熹而言，似乎也为他后来在庆元党禁时，决意来古田避难预埋了心理准备。
朱熹最后一次来古田，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寓贤》已有明确的记述：“宋朱熹，字仲晦，新安人。庆元间韩侂胄禁伪学游寓古田，宗室诸进士与其门人构书院延而讲学。所寄寓处附县治者，匾其亭曰‘溪山第一’。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尝书‘大学户庭，中庸阃奥，文章华国，诗礼传家’。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文公尝曰：‘东有余李，西有王魏。’盖自纪其众乐云。”
促成朱熹这次来古田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庆元党禁。庆元初，南宋朝廷内部党同伐异的斗争呈白热化。朱熹好友赵汝愚被罢相，大权悉归韩侂胄，一场内部斗争，严酷至极。据《宋史·列传·道学》记载，庆元元年（1195年）, 朱熹得罪韩侂胄,遭落职罢祠。其时即谣诼四起，有欲问斩朱熹之说。朱熹被夺职后，回到武夷冲佑观避祸。庆元二年二月后，朝延攻“伪”不断升级，先是斥朱熹等人为伪党，继而说是逆党，后则定为死党。列党禁的人物达59人，朱熹名列第五。明·李贽《藏书·儒臣传》还载，当时对全国的官员、科举考生都要进行全面的政审，凡与“伪学”有牵连者，考生不准参加乡、会试，官员则或罢或贬。大批儒家经典著作都要除毁，大有秦时焚书坑儒重演之势。处于这种险境，朱熹曾自号“遁翁”。在上述这么严峻危险的形势下，朱熹的唯一选择就是要遁避了。
朱熹之所以会遁避到古田来，其根本原因则缘于古田有一批忠于他的门人。《宋史·列传·道学》载得很清楚，“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自别其非党。”原来与朱熹交游的朋友和跟随朱熹的门人，贬的贬，匿的匿，逃的逃，叛的叛，这种风云骤变、世态炎凉的逆境，又给朱熹带来沉重的打击。更有甚者，党禁时，朱熹最得意的门人蔡元定遭遣送管制，已客死途中；女婿黄干自然也要被株连，流寓古田。建阳是朱熹长期讲学受徒的理学基地，因此，当时的建安县令也受牵连而被降级，还规定他永世不得再做地方长官。此时，贫病交加、仇怨相攻的朱熹更显得孤悽无助，大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而这时，朱熹在古田的门人，却都表现了他们对理学的坚定信念和对朱熹的一片忠心，能和朱熹患难与共，险夷不变其节。林用中“从文公游最久”。党禁时，他们师生互相慰藉。朱熹在危难中很思念他，写信给他说：“秋冬间能同扩之一来慰此哀苦否？”同时，也十分关心林用中兄弟的安危，曾写信告诫林用中兄弟：“切不可与人往来。至如时官及其子弟宾客之属，尤当远避，勿与交涉，乃可自安。”（《朱熹别集卷六》）古田门人林夔孙更是坚定紧跟朱熹直至朱熹逝世。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党禁起，学者更事他师，惟夔孙从文公讲论不辍，文公易箦之日曰：‘道理只是如此，但须做坚苦工夫。’”朱熹在给其女婿黄干的一封信中也说到，在“亲旧皆劝谢绝宾客、散遣学徒”时，“书院中只有古田林子武（夔孙的字）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读书颇有绪。”（《朱熹续集卷一》）在“朋从零落，道学寡助”之时，又有古田的林大春去看望和安慰朱熹。朱熹后来在给林大春的信中说：“去冬枉顾，幸得数日款奉名理，感慰至深。”（《朱熹别集卷五》）朱熹在“疾病益侵，仇怨交攻……今年绝无朋友相过”时，却想起了古田的余偶，写信要他“冬间能枉路一顾”（《朱熹集卷五十》）……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古田籍朱熹门人给朱熹带来最大慰籍，他们为了老师的安全，把朱熹请到古田来避难。
考虑到当时的险恶处境，考虑到古田门人给他的慰藉，且古田是他曾经游历过的地方，庆元三年初，朱熹就在林用中、余偶等门人侍陪下，从建阳来到古田。
朱熹这一次入古路线，应该是从闽北沿水路到古田水口，而后再由陆路到古田县城。
水口是闽江中游要镇，是闽北到省城的水路要口。宋太平兴国时曾设县治，后改设巡检司，并设有驿站。朱熹一行夜泊水口，触景生情，融情感与哲理于眼前景物之中，写下了历来脍炙人口的《水口行舟》两首诗。其一：“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其二：“郁郁层峦夹岸青，青山绿水去无声。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朱熹在这两首诗中，借自然景象，表达了他在罹学禁之祸时的一番心态。他相信，庆元党禁的“夜雨”和“风浪”都将会消失，他憧憬着他的理学前景如青山绿树，依然美好。当然，眼下的形势毕竟十分险恶，此时身如烟波一棹，悄然漂去，难免也产生一番惆怅和无奈之情。
水口驿站到古田县城，交通方便，有舆马通行，不足一日之程便到古田县治所在。古田溪山书院就在城东北。离这不远就是林用中兄弟的家乡西山村。明邑名士周于仁《溪山书院记》云：“县治东北去雉堞外不数武，平地突起冈阜，山势奇郁，下环双溪，四周萦注。”这里原有一亭，叫做双溪亭，后林用中等人把它扩建成书院，现在便成了朱熹避难的第一个立足点，在此设帐讲学。党禁方严，朱熹在建阳毕竟是过着孤独无助、“朋从零落”、“仇怨交攻”的哀苦日子。一到古田，远离其时闽北的是非之地，心情自然一下子好了起来。朱熹看到这书院所在地山奇水秀，便挥毫题下“溪山第一”四个大字。可惜“溪山第一”四字石刻于1958年古田建水库时没入湖底。在溪山书院前面，林用中另建一亭曰“欣木亭”。朱熹登览欣木亭，欣赏美景，想到又有林择之等忠心耿耿的门人相陪不免心情舒畅，即兴写下《题林择之欣木亭》这首诗：“危亭俯清川，登览自晨暮。佳哉阳春节，看此隔溪树。连林争秀发，生意各呈露。大化本无言，此心谁与晤。真欢菽水外，一笑和乐孺。聊复共徜徉，殊形乃同趣。”
朱熹除了在溪山书院讲学外，还到过附近的几个书院讲学。其一，浣溪书院，在八都，离溪山书院十余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曾为之题匾。其二，螺峰书院，在九都螺坑，离溪山书院二十余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的女婿黄干讲学于此，朱熹曾题有“文昌阁”三字。相传朱熹的女婿在螺峰书院讲学时，有一次朱熹去看望他。因家境贫穷，女儿只能以麦饭葱汤招待。朱熹观察到女儿面带愧色，便即席吟诗一首安慰她。这便是有名的《慰女儿贫诗》，诗曰：“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其三，魁龙书院，在林用中家乡西山村，离溪山书院十里许，此书院至今尚保存完好。
朱熹在溪山书院讲学的同时，传说还为林用中的家乡造风水，设计了两口井和一条玄字形的道路。同时，还到过离城不远处的平湖富达村的“蓝洞”游览。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有一篇朱熹写的《蓝洞记》，便是他游览后写成的。
有关蓝洞的传说是这样的：古田县平湖富达村始祖蓝文卿原居闽侯雪峰，因捐田资建寺有功德，唐禧宗封檀樾（施主）蓝文卿为威武军节度使。后来蓝文卿再施田庄，以至资产已尽。雪峰寺真觉大师指一牛嘱乘前行，至富达蓝洞，牛化为石。蓝文卿即以此处为兴基之所。后子孙繁衍，形成村落，即富达村。蓝文卿捐资建寺确有其事，但牛化为石等当然是神化的传说。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卷二·山川》记载，蓝洞又名白鹿洞，在富达村。唐蓝文卿隐处。朱文公撰有《蓝洞记》一文，对蓝洞及其四周景物描写得十分形象具体。可惜此文没有落款和撰写的时间，在朱熹文集中被编入《朱熹外集卷二》中。（全文见文摘篇《蓝洞记》）
朱熹在溪山书院呆了一小段时间后，考虑到古田县城毕竟离闽北较近，又是县治所在，目标太大，便应门人余偶、余范的邀请，转移到杉洋蓝田书院。杉洋离古田县治有一百六十多里，地处宁德、罗源、屏南、闽侯几县交界处，远离闽北。但此地又是当时较发达的山乡，人口万余，余、李两大望族螽族于斯，又是李侗的祖籍地，而且朱熹十几年前曾造访过，无疑是朱熹喜欢前往避难的安全之所。在这里，完成了他教学生涯最后阶段。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宋时盛行讲会制度，名师大儒，可以在几个书院轮流讲学，听者也不限地区和本院生徒。学生远道慕名而来求学是常有的事。”（《中国书院史》）杉洋人崇文重教，地邻五县，因此，慕名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新旧生徒咸集，书院盛况空前。据《古田县志》和余、李两氏宗谱记载，听讲最多时近千人。许多朱熹原先的门人也聚集到朱熹身边。蓝田书院内曾设有一“公座”，“公座”的木牌上刻有“十八门人录”。这十八门人都是当年知名的高足，在《八闽通志·人物》中都有记载。其中，宁德籍的有三人：“陈骏，字敏仲，举进士，登朱文公门”；“龚郯，字昙伯，早从朱文公学，与福安杨复同门友”；“郑师孟，字齐卿，受业于朱文公门，勉斋女婿”。长溪籍的有两位：“杨楫，字通老，与杨方、杨简俱师事朱文公，为高弟，人称三杨”；“黄干，字尚质，师事朱文公”。福安籍一人：“杨复，受业朱文公之门，与黄干（勉斋）相友善，学者称信斋先生”。其中还有朱熹女婿黄干（勉斋），高足廖德明。据称廖德明祖籍在古田杉洋东溪村，后迁顺昌。《八闽通志》称：“学禁方严，德明确守师说，不为时论所变”。还有一位浙江永嘉人周端朝。以上均为外籍门人。其余9人，有林用中等，都是古田籍门人，其中杉洋本村的有余偶、余范等人。
朱熹在蓝田书院讲学期间，李昂为堂长（即院主），直学李元鼎、李言可为书院执权，制定条规（见《李氏宗谱》）。蓝田书院邻近还有几个书院。有朱熹门人余偶、余范读书过的擢秀斋，有余范曾执教过的兴贤斋，还有谈书书院。朱熹在杉洋时，也经常到这几个书院去讲学。因此，历代民间便有朱子一日教九斋的神化传说。朱熹在杉洋讲学的日子，无疑是很安心很充实的。他为杉洋留下了许多墨迹。他为蓝田书院题写了院名。该院名石刻至今保存完好，边款刻有“堂长李昂直学李元鼎立石”及“宋丁未春三月”字样。有关“蓝田书院”题匾，杉洋《余氏族谱》中载有余偶《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一文，文中说：“朱文公庆元三年遭害避居乡间，集门人于蓝田……挥如椽之笔，以鳌鱼所吐之水磨墨，题‘蓝田书院’匾额。”所谓鳌鱼者，系书院内有一巨石形如鳌鱼，且有泉水涌出，故云。
蓝田书院内有朱熹书写的对联两副。前厅左壁一副为“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图新”；右壁一副为“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观空静我神”。后来有人把它摹到杉洋凤林祠后厅左右壁上，朱熹笔迹幸得保存。
蓝田书院不远处有一泉水池，池边石壁上有朱熹所题的“引月”二字，署号茶仙。据说朱熹嗜茶，以茶仙自号。此石刻仍保存完好。此处系蓝田八景之一，称为“天池引月”。朱熹还为擢秀斋题写一副楹联：“碧海开龙藏，青云起雁堂。”此幅楹联木刻历代以来一直珍藏在一余氏族人家。此联书法笔飞墨舞，流畅一气，其字体曾经省博物馆等单位专家认定，实属朱熹笔迹无疑。
据《书史会要》一书载，“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另据朱熹的“议书”所称，他学书少时喜学曹孟德书，后来改法于颜。朱熹在杉洋留下的几处现存完好的笔迹，可谓诸体皆备，丰富之至，殊为珍贵，非他处所能比。现已成为古田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庆元三年，朱熹在古田讲学大约半年时间，之后便在宁德、长溪的几位门人邀请下到宁德、长溪，随后取道浙江，又回到闽北。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逝于建阳。
朱熹三次到古田，前两次仅仅是有“向往之诚”，来古田做短暂逗留而已，未必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三次来古田，是朱熹理学炉火纯青之时。朱熹以蓝田书院和溪山书院为一东一西两个中心点，在各个书院讲学授徒传播理学，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生徒众，声名远播，留下的诗文墨迹多，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从而使古田成为紫阳过化之乡。
古田之所以成为紫阳过化之乡，另一个原因是，朱熹为古田培养的一大批得意门人，成为朱子理学在古田的忠实传人。
朱熹的古田籍门人有史可查的约有二十人。这些门人都是古田儒林学子中的佼佼者，不少人都有功名和成就。他们师从朱熹之后，在继承和弘扬朱熹理学方面更是各有建树。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对朱熹毕志相从，对朱熹理学坚心不喻，师生关系十分密切。是他们对这位圣贤的崇拜和忠诚，使古田有缘接纳圣贤履迹；是他们对理学的师承和薪传，促进了古田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
林用中是朱熹最得意的门人，《八闽通志·人物》载：“林用中，字择之，始从林光朝学，后闻朱文公授徒建安，遂弃举业往从焉。”林用中初拜朱熹为师，凭他的悟性与学识，即得到朱熹的赏识。朱熹在给林师鲁的信中说：“去年林择之不鄙过门，以讲学为事，怪其温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于学者。”（《朱熹别集卷五》）朱熹特为林用中改字曰“择之”，并为之写序。朱熹在《林用中字序》中赞扬他“志之高，力之久，所闻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朱熹集卷七十五》）《八闽通志·人物》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文公尝称其通悟修谨，嗜学不倦，谓为畏友。”林用中与建州蔡元定、范念德及闽县黄干（勉斋）一样，成为朱熹身边最得意的四大门人。他深得理学之精髓，其学识与被喻为闽学干城的蔡元定齐名。朱熹给林用中书中所说：“择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闻益论尘土满襟耳。”（《朱熹别集卷六》）
林用中从他师事朱熹起，直到庆元党禁，长期紧跟，如《白鹿洞志》所言，“林择之从文公游最久”。朱熹每有外事活动，如到长沙“岳鹿会友”，到江西“鹅湖论辩”，到庐山“鹿洞讲学”等等，必偕林用中作伴同行。
朱熹对林用中的赞赏，屡屡溢于言表。朱熹给他人的书信和文稿中，有五十余篇都提到并赞扬他。如，朱熹答许顺之书中说：“择之所见日精，工夫日密，甚觉可畏。”（《朱熹集卷三十九》）在答何叔京信中说：“古田林君择之者在此，相与讲论，其人操履甚谨，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胜己而已。”（《朱熹集卷四十》）在答石子重信中说：“伯崇（即范念德，朱熹四大门人之一）精进之意反不逮前，择之见趣操持愈见精密。”（《朱熹集卷四十二》）在答李深卿书中说：“择之讲论精密，务求至当，似未为过。”（《朱熹集卷四十五》）……诸如此类赞语，不一而举。朱熹在给他人的信中，还特别体现了他们二人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朱熹在给其挚友吕祖谦的信中说：“择之来此相聚甚乐。”在给张敬夫（张栻）的信中说：“择之久不相见，觉得病痛日深。”（《朱熹集卷三十一》）在给许顺之的信中说：“今岁却得择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后多是悠悠度日，自兹策励，不敢不虔。”（《朱熹集卷三十九》）朱熹在给何叔京的信中说，他在学术探讨中自觉得“无进步处”，“心志亦不复强”，希望得到他人相助时，得林用中“此公之力为多也”（《朱熹集卷四十》）。朱熹与林用中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多达五十余件。信中所述内容广泛，除了大量篇幅在探讨学术之外，其他如时政、艺术、家事、友情，无所不及。信中还特别体现了朱熹对这位学生的器重和深情。朱熹在给林择之的一封信中说：“思与吾择之相聚，观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虚言也。”（《朱熹集卷四十三》）“某近觉向来乖缪处不可缕缕……朝夕惴惧，不知所以为计。若择之能一来，辅此不逮，幸甚。”
朱熹和林用中的唱酬诗特多。乾道丁亥秋，师生同往长沙岳麓会友，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登南岳互相唱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首，编成《南岳唱酬集》。岳麓会友后东归，“缭绕数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师生二人一路唱和，“掇拾乱稿，才得二百余篇”，编成《东归乱稿集》。
综观朱熹文集，不难看出，朱熹与林用中的师生关系，早已升格为亲密的师友关系。朱熹在与他人的诗文往来中，总是称择之为“畏友”、“仁友”、“友人”。虽是自谦之称，但事实也应如是。
朱熹与林用中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从其他一些事例中见之一斑。朱熹在给祝直清书中说：“恨此中前辈寥寥，幸得古田林择之邀至家馆，教塾、 二人，其见明切。”（朱熹遗集卷一）可见林择之还当了朱熹两个儿子的私塾老师。又如，朱熹自乾道九年始，“为贫谋食”，在南宋时被誉为“图书之府”的建阳崇化书市建立同文书院，撰著编印书籍出售，其经费往来，常交林用中管理。朱熹在古田的礼尚往来，如祭奠友生之类，也多叫林用中代行师职。
朱熹在古田的门人中，与林用中有直接关系的还有几个人，其一就是他的胞弟林允中。林用中师从朱熹后的第二年，也把他的弟弟带来拜在朱熹门下。朱熹也为林允中改字曰“扩之”，也为之写了序。朱熹在《林允中字序》中说：“明年，扩之亦来，视其志与其才，信乎其如择之言也。”“允中从予游，今四五年矣。深察之，则其为人盖晦于外而明于内，朴于外而敏于中者也，是以予有取焉”。（《朱熹集卷七十五》）朱熹与林允中时有书信往来和诗词唱酬。朱熹在与他人的书信中也多次赞扬他。在给林择之信中说：“得扩之朝夕议论，相助为多。幸甚！”（《朱熹集卷四十三》）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扩之来此相取，极有益。其专志苦学，非流辈所及。”（《朱熹别集卷六》）
林用中和林允中兄弟在弘扬理学方面对后世影响颇大，世称他们为“二林”。林氏后人历代以来在大门边都有这样一幅对联：“十德衣冠裔，二林理学家。”
朱熹的古田门人中，被林用中一同邀至朱熹门下的还有三人，他们是林师鲁、林大春和程深父。朱熹在与林师鲁书中说：“去年择之不鄙过门，……因扣其师友渊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则向所闻吾芸斋公之子也。”（《朱熹别集卷六》）
林师鲁系朱熹父亲朱松的挚友林芸斋先生之子，林用中曾从学于他，可见林师鲁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师鲁投入师门，自然得到朱熹的赏识。朱熹称赞他“美才高志”。朱熹在答林用中的信中称赞“师鲁论解极佳”。因为朱熹与林师鲁多了一层父辈友好的关系，朱熹与师鲁的感情也特别深。朱熹曾应林师鲁之请，为其先父林芸斋先生的遗文写了跋。林师鲁志长命短，他病重之时，朱熹“闻师鲁遽不起疾，深为悲惋”。听到师鲁去世的消息，朱熹还为他写了一篇言辞十分深切的祭文，专托林用中代为祭奠。朱熹在祭文中称，“如师鲁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业而止于斯，吾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徒不陨涕相吊？”（《朱熹别集卷七》）
林大春，字熙之，号造斋。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林大春，朱文公门人也。尝题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不修整。”从朱熹与林大春长期书信和诗文往来中，可以看出他们深厚的师生情谊。朱熹文集中收有送林熙之诗五首。诗中论交论道，感情至深。如第一首：“君行往返一千里，过我屏山山下村。浊酒寒灯静相对，论心直欲到忘言。”第四首：“十年灯火与君同，谁道年来西复东。不学世情云雨手，从教人事马牛风。”
程深父，与朱熹的关系也是十分亲密的。师生之间都有书信往来。可惜程深父太早去世。深父病逝之时，朱熹“深为悲叹”，还备有状及香茶，并要林择之兑钱一千贯“致此微意”。（《朱熹别集卷六》）
在朱熹的门人中，林夔孙是跟随朱熹最坚定者之一。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林夔孙，字子武，号蒙谷。朱文公门人也。文公尝口授讲议，俾讲于白鹿洞。”林夔孙既是朱熹门人，又是朱熹得力助手。党禁时，林夔孙跟从朱熹更紧。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党禁起，学者更事他师，惟夔孙从文公讲论不辍。文公易箦之日曰：‘道理是如此，但须做坚苦工夫。’”朱熹在给其婿黄干的信中也提到，党禁之时，“亲旧皆劝谢绝宾客，散遣学徒”，这时，“书院中只有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读书颇有绪。”（《朱熹续集卷一》）
古田西山村有“二林”，而在古田杉洋则有“二余”，即余偶和余范，同是朱熹的高足。
余偶，字占之，号克斋。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说他是“朱文公高弟也，与林用中齐名。尝与吕祖谦、黄干（勉斋）书问往来，讲明义理。”有《克斋集》行世。余范，字彝孙，与余偶同乡、同窗，同时为朱熹门人。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和清·乾隆版《古田县志》也均有记载。从朱熹文集中可以看出朱熹与余偶、余范多有书信往来，而且朱熹与“二余”师生关系十分密切。如朱熹在给林用中的一封信中说：“二余在此日久，占之警敏，彝孙淳静，皆可喜。”（《朱熹别集卷六》）朱熹一些外出游览，如朱熹罢郡后游览庐山，游周敦颐的亭、院等，都有余偶陪同。朱熹文集中有一封给余范的长信，信中探讨了许多问题，字里行间可看出朱熹对余范的谆谆教诲。朱熹在党禁后的苦况中，对“二余”特别思念。在给余偶的信中说：“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盖未知所税驾也。今年绝无朋友相过，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辈，犹未有害，若多，则恐生事矣。无由会面，远书不能尽怀，不知冬间能枉路一顾否。”（《朱熹集卷五十》）在友生零落，且恐生事，不想有多人相过的情况下，却想着余偶来顾，可见朱熹与余偶关系之亲密。
从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和朱熹文集中还可看到，傅子渊也是朱熹的得意门人。傅子渊，字梦泉，约于淳熙十二年入师门。朱熹很看重他，在给陆子静的信中称：“子渊去冬相见，气质刚毅，极不易得。”朱熹与傅子渊常有书信往来。《朱熹集卷五十四》中就收有《答傅子渊书》四件。朱熹对傅子渊的学习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信中称赞“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复愚昧所能窥测。”（《朱熹集卷五十四》）
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程若中，字宝石，尝从文公学。嘉定中特奏名，躬行无伪，终身不违于礼。有《槃涧集》行世。”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张棫，字先之。绍定二年进士（特奏名），游朱子之门。”明·万历版和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还载有程伯荣、林好谷、林充之、苏龟龄、黄有开等人“皆游朱子之门”。据古田杉洋《余氏族谱》和《李氏族谱》载，还有余亮、余畟、李言可、李昂等人，也都是朱熹的门人。
朱熹在古田的这么多门人，他们在学术上多有建树，不少人还取得功名，且多有著述行世，有一部分则成为古田各个书院的掌门人。他们在古田各地弘扬朱熹理学，代代相传，使古田成为理学之乡。紫阳过化，与这一大批门人是密切相关的。
这里，还有几个人物与朱熹有密切关系，在古田弘扬朱熹理学方面有过贡献和影响的，也值得一提。
黄干，字直卿，闽县人。系朱熹的女婿，朱熹理学的得力继承人。如真德秀所云：“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真德秀《勉斋先生祝文》）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寓贤》载，庆元党禁时，“亦以伪学之禁，寓九都族人家。与朱晦翁讲道论德，悠然也。”朱文公避难来古田溪山书院时，黄干在螺峰书院讲学。后来又陪同朱熹到杉洋蓝田书院，协助朱熹讲学论道。同时，黄干与林用中是朱熹四大门人之一，与余偶、余范交往颇深，在为古田弘扬理学方面，黄干也融入了古田籍门人的队伍中去。
李侗、李友直父子。李侗是朱熹的老师，对朱熹影响很深。据考证，李侗祖籍在杉洋，李侗二十四岁后才迁居延平。“李侗子友直，绍兴丁丑科进士，授铅山令，与朱晦庵先生为友。时禁伪学，迁寓一都谷口小鲎，子孙随家焉。”（见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寓贤》）可见李氏父子在古田弘扬理学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杨易。杨易是“浙江山阴人，官拜兵部侍郎，与晦庵朱文公同为理学。因谏韩侂胄丞相，贬为杉关（即杉洋）巡检。”（见《余氏总谱志》）杉洋人因尊崇他，在他死后将其奉为通乡拓主，在杉洋建有槐庙、东山庙奉祀他。群众尊敬和宣传杨易，实际上就是在崇拜和宣扬朱熹。
赵汝腾。赵汝腾系宋太宗七世孙，居古田。宋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曾拜端明学士兼翰林学士，知泉州。素与朱子相友善。其题朱子像云：‘理精义著，德盛仁熟，折衷群方，如射中鹄，绝学梯航，斯文菽粟。在庆元初，中行独复。’朱子诸赞，此为第一。”（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赵汝腾靠着他的特殊地位，宣传朱熹，宣传理学，无疑地对理学在古田的传播产生一定的效应。
康太保。清代杉洋名士余廷章《蓝田·左边城外志》中载“……晦庵朱文公理学宋时真儒，时衰不知其学。敕命太保赐姓惟康欲剿文公。其辈亦为理学，自废而亡，不欲真儒为伪学者殃。因镇杉关新修庙宇，永荐馨香于重阳日吉云。”太保庙除了杉洋外，古田县内还有多处。乾隆版《古田县志》记载：“朱子避地玉田，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将甘心焉。是人宁自刎死，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邑人义之，祀于溪山书院对面，即今之太保庙也。”古田还有一个传说，庆元三年江西参将周江胡、罗协奉旨到古田追捕朱熹，也是在两难之中周、罗选择自杀。后被西山村人奉为拓主，立庙奉祀周、罗二将，庙曰虎马将军殿，在魁龙书院对面，至今尚存。
从以上这几个人的事例说明，古田与朱熹、古田与朱子理学之间，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渊源关系，为古田成为紫阳过化之乡，也增添了几笔浓墨重彩。
由于先贤过化，朱熹与朱子理学对古田社会文明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理学薪传，人才辈出。
朱熹在来古田讲学之前，已经有了一大批古田的得意门人；来古田讲学之后，又涌现出一批新的门人。加上朱熹的友人、亲眷，在古田汇成一个庞大的师承队伍，成为弘扬理学的骨干。这些人又培养出再传弟子，如此代代薪传，绵延不断。特别是朱子理学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确立了统治地位，成为精神支柱之后，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学的经学注释成为历代教科书和科举考试依据之时，古田学子靠着代代正宗师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单南宋庆元至元初，古田就出了90名进士。古田宋代有经史子集著作者9人，计11种，而朱熹门人占5人7种。清代福州知府余景熹序《古田县志》云：古邑“长材秀民，通经求能文章者，宋元为最盛。”从元、明至清，又出现了张以宁、余正健、甘国宝、曾光斗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二是亲临讲学，教化宏开。
朱熹来古田讲学，以溪山书院与蓝田书院为中心点，足迹遍及古田各个书院。朱熹一生办教育，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对古田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朱熹办学的教育宗旨、办学规程、教育阶段、教学原则、形式、方法等，都会渗透到各个书院中去，健全了古田书院的建设。为继承朱熹遗志，二林、二余等众门人主持古田各处书院讲学论道，使古田书院教育的面貌焕然一新，教育层次也更上新台阶，教育理念也发生变化。从此，古田办学之风盛行，人才荟萃，如清·乾隆版《古田县志》所说：自朱熹来古讲学后，“自是名贤继起……教泽之渐渍玉田者渥矣！”古田历代以来，文化教育事业一直跻身八闽前列。历代古田民众尊师爱教，培养人才之风浓厚。古田大东地区崇文重教之风尤为突出，一直延续至今。这一良好风气与朱熹曾在蓝田书院讲学是密切相关的。如清代福建学政翰林侍讲学士朱珪所撰《蓝田书院碑文》所言：“……育养人才，涵濡沐浴多士，得幸古田之蓝田书院。”
三是名人效应，开创文明。
庆元党禁解除后，朱熹被谥为“文公”，声名与代俱显。朱子理学被推崇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古田人历代以接纳朱熹来古田避难讲学为荣，朱熹被尊为圣人偶像加以崇拜，崇尚朱熹道德伦理哲学之风日盛。朱熹涉足的许多地方都建有朱子祠，祭祀活动历代不衰。南宋以来，古田凡有学堂，必祀朱子；普通人家，厅堂上都挂有朱熹书体的“行仁义事，存忠孝心”、“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等楹联。朱熹作为圣贤的形象和他的理学历代深入人心，形成“人文崇孝悌”、“家贫亦业儒”的风尚，因而必然给古田带来了封建社会的文明景象。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古田人宋以前受教育程度差，信巫好斗尚鬼，不开化，欠文明。《福建通志》称，自古古田邑民“往往逋赋，好斗喜讼，颇易动难安”。而“至朱晦翁避地至此，羲文周孔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古田知县辛竞可序）“自宋至今，士君子敦本务实，小人食勤啬用，守朱紫阳遗训，冠婚丧祭，犹醇朴之风。”“古田古属峒氓椎髻跣足固无文可言，自宋紫阳朱子过化后户诵家弦之风为之一振，庶几称海滨邹鲁。”（民国版《古田县志·艺文》）就较边远的杉洋来说，自朱熹讲学之后，文明景象历代相延。清代古田县令万友正在《重修蓝田书院序》中称：“至其地，其秀者敦诗书而尚礼义，朴者安谨愿而守耕凿，休休乎太古之风，窃心异者久之，询知为紫阳过化之乡。”
四是增强素质，社会进步。
古田因分得朱熹一脉真传，其理学渊源向古田文化多元化渗透，对古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朱子理学的广泛传播，使古田文化教育基础雄厚，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提高。人文发达，社会必定走向繁荣。古田自南宋以来属望县，元代时属上县，至明、清两代古田人文经济在福州路（府）十数县中名列三、四。正如元代吴海《送郑训导》所言，“古田在昔，提封之广，居民之众，邑里之华，文物之盛，盖彬彬焉”。清·乾隆版《古田县志》称：“自宋迄今，诗书弦诵，俊采翩翩，邃谷深山，人烟霭霭；而居民辐辏，城市喧填，几几乎与通都大邑并繁庶矣。”
感谢朱熹，感谢朱熹的众多门人，为古田八百年文化教育和封建文明史写下光辉的历史篇章。
